母親被索債者當面凌辱，兒子情急之下刺死一人，這是對辱母殺人案的描述，這個案件引起了輿論的高度關注，也引發(fā)我們深思。當?shù)胤ㄔ旱囊粚徟袥Q認為，這并不構成正當防衛(wèi)，因為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、派出所已經(jīng)出警，于歡母子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，“不存在防衛(wèi)的緊迫性”。盡管本案二審尚未啟動，但是，輿論的爭議卻顯示出法律條文所不能涵蓋的更深層意思。無疑，此事切入了一個關于法律與倫理的命題。
輿論的強烈反應提示我們，應該正視此事發(fā)生之時的倫理情境，站在當事人的角度更多考慮。在某種程度上，也正是這樣的倫理情境，讓很多人在討論這一案件時，不僅基于法律來做出自己的判斷。法律的社會功能是什么?可以說，法律不僅關乎規(guī)則，還關乎規(guī)則背后的價值訴求，關乎回應人心所向、塑造倫理人情。此案在半年過后掀起輿論波瀾，正是因為其中蘊含著許多人的倫理訴求和情感訴求。換句話說，在很多人看來，于歡的行為不僅僅是一個法律上的行為，更是一個倫理行為。而對于判決是否合理的檢視，也正顯示出在法律調節(jié)之下的行為和在倫理要求之下行為或許會存在的沖突，顯示出法的道理與人心常情之間可能會出現(xiàn)的罅隙。也正是在這個角度上看，回應好人心的訴求，審視案件中的倫理情境、正視法治中的倫理命題，才能“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”。也正是因此，轉型期中國的法治建設，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，需要更多地正視這些人心經(jīng)驗，正視轉型時代保護倫理價值的重要性，從而把握好邏輯與經(jīng)驗的關系、條文與人情的關系、法律與倫理的關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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